古人名字(古人名字解诂)

古代人的名字

：“名字”一词，在古代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个部分，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，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

古人刚生下不久就有了名，长大以后要取字，两者相连，通称名字。关于二者的作用，清朝人王应奎曾说：“古者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”意思是说，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，字则是表示德行的。二者性质不同，用途也不大一样。一般说来，古时候，名是阶段性的称呼，小时候称小名，大了叫大名。等有了字，名就成了应该避讳的东西，相称时也只能称字而不称名。

名与字在多数情况下共同构成一个人的代号，尽管用途不尽相同，二者之间还是有联系的。古人大多因名取字，名与字内容毫不相干的情况几乎见不到。如三国时的名将张飞，字翼德，在这—名字中，

“飞”是名， “翼德”则是对“飞”的解释，因为

“飞”就是“翼之德”(翅膀扇动而造就的功德)。又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，字乐天，名与字之间也有联系，即“居易”是因，“乐天”是果，只有居处安宁，才能知命而乐天。

古人的名有多种种类，字也有不同用途。起初，人们取字非常简单，往往只取一字，与“子”、“伯”、“仲”、“甫”等表示年龄阶段的字相连。如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，冉耕字伯牛，冉雍字仲弓，这些名字中的“渊”、“牛”、“弓”就是他们的字。当然，有些人取字时干脆只用一字，不加别的字辞，如陈胜字涉，项羽字籍等即是。东汉以后，人名取字才越来越

古人除有名、字外，又多取号以代替名字。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，又称“别号”。早在周朝时，人们就已经开始取号。对此，《周礼》解释说，号为“尊其名更为美称焉”，意思是说，号是人在名、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。早期的号具有这一特点，有号的人多是那些圣贤雅士。如老子别号广成子、范蠡别号鸱夷子皮等。先秦时期有名字又有号的人并不太多，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，取号的人仍不很多，名载史籍者仅有陶潜别名五柳先生、葛洪别号抱朴子等数人。但是，到了隋唐时期，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强盛和文化的高度发达，在名、字之外另取别号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。如李白号青莲居士、杜甫号少陵野老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，皆属此类。到了宋代，取号之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。人们熟知的《水浒传》108将个个都有别号，正是代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。明清人更把取号视为一种时髦，上至皇帝，下至一般黎民百姓，几乎人人有号。正如清人凌杨藻在《蠡勺编》一书中记载的那样，其时“闾市村垄，嵬人琐夫，不识字者莫不有号，兼之庸鄙狂怪，松兰泉石，一坐百犯；又兄‘山’弟则必‘水’，伯‘松’则仲必‘竹’，不尤大可笑也哉。近闻妇人亦有之，向见人称‘冰壶老拙’，乃嫠媪也”。甚至一些落草为寇的盗贼也有别号。如上述书中举了一个县官审案的例子，就十分能说明问题。这一例子说，一位县官在审理一桩窃案时，责难犯人为自己开脱罪责，犯人突然说道：“守愚不敢。”县官不解其意，一问左右，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称别号。

在用字上，取号与取名、字不同，大多不受字数多少的限制。从已知的历代别号来看，有2字号，也有3字、4字号，甚至还有10余字、20余字的别号。如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别号就有12字，即“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”。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释成

因为古人取号有较大的随意性，并且不必加以避讳，因此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饱受文字狱和避讳之苦的明清人，促使他们在名字之外更取别号来表现自己。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取一个别号，但有些人的别号也有好几个。如清初画家石涛法名弘济，别号清湘道人、苦瓜和尚、大涤子、瞎尊者，达4个之多。

综上可知，我国古人的称谓远比现代人复杂，他们有姓名又有字、号。这种姓名字号的并存，既适应了当事人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需要，也为中国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。古代人起名字和现在差不了多少~只是那时是封建社会人们都比较迷信~！

给孩子起名字只有一点名子里边 不能有在世三代以内人的名字里边得子~！古代代包括“姓”、“名”、“字”三个部分，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，是三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

有一个字号！

古人名字

大凡读过《后汉书》与《三国志》的人都知道东汉、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单名，此之前朝（周秦、西汉），单名使用的频率更高。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13帝全系单名，他们是刘秀、刘庄、刘怛、刘肇、刘隆、刘祜、刘保、刘炳、刘缵、刘志、刘宏、刘辩、刘协。西汉皇帝中至少还有刘弗陵、刘箕子（刘衔）二人是复名，东汉皇帝居然一个也没有。

三国时的曹魏政权，曹操、曹丕、曹睿、曹芳、曹髦、曹奂都是单名；蜀汉政权，刘备、刘禅也是单名；东吴政权孙权、孙亮、孙休、孙和、孙皓也全是单名。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孙坚、孙策、周瑜、鲁肃、黄忠、马超、袁绍、袁术、吕布、王佐、蒋干、夏侯淳、黄盖、陆逊、许褚、张辽、孟获、马稷、姜维、司马懿、司马昭、邓艾、华陀等，无一不是单名。 “建安七子”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禹、应瑒、刘桢与“竹林七贤”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阮咸、王戎、刘伶，亦全系单名。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，但甚罕见。或为隐逸，如庞德公、邓卢叙等；或为艺人，如东方安世等；或为乳名不改，如刘盆子、郑小同等；或单称其字，如黄承彦、苟巨伯之属。 东汉（25－220年）、三国（220－265年）时期约有240年左右，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统一的西晋（265－316年），这一阶段约占300年。从中国姓名史考察，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。

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，“令中国不得有二名”所致。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，萧氏在其（中国人名的研究）中说：“近读《汉书?王莽传》，始知单名之俗，出于王莽的倡导。原来莽辅政，便实施二名之禁，莽传有‘匈奴单于，顺制作，去二名’语，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。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，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，刻铜印三颗，与其舅合谋，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，事发，宗自杀，仍遭罪遣。有‘宗本名会宗，以制作去二名，今复名会宗。’并贬官爵，改封号。这又表示去二名，是示朝廷的宠遇，恢复二名，则以示贬辱。这么地一抑一扬，一褒一贬，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，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。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，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，便是魏晋以后，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。”王莽的“二名之禁”造成东汉、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，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，故录以备存。

但是，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，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（9—23年）时间。尽管王莽打着“奉天命”的旗号，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，认为“秦以前复名盖寡，遂禁复名”，并直接下诏对单名、复名进行褒贬。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，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；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“二名之禁”，在这15年中，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，15年之后，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，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。故，王莽“二名之禁”并非是促使东汉、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，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